为确保“四类人员”应收尽收，应治尽治，近期，武汉市扩张多家医院与定点医疗点，不少医院及时开辟病房新增病床。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也不断向江城出发，驰援武汉。今天，最新的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累计从全国调派11921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。

　　而对已经在武汉奋战了十多天的邢正涛来说，他所经历的是“每天都在增加病房，每天都在收治新的病人”。

　　“今日治愈出院患者一人，见到了曙光，继续加油。我们一切都好，亲朋勿念。”自从抵达武汉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(以下简称宣武医院)的护士邢正涛每天都会发一条朋友圈，“报平安也记录疫情状况”，他是此次宣武医院赴武汉医疗队中最年轻的队员，32岁。

一切都在加速

　　目前，北京医疗队已收治150余名患者，不少都是随时需要抢救的危重病人。“我们不知道看似病情平稳的患者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的拉紧脑中的那根弦。”李艳的口吻有些疲惫，但仍旧坚定。病房里有一位老奶奶，看到他们总会说，你们从首都赶来，帮助我们，一看到你们啊，我就踏实了!是啊，为了不辜负病人的信任，不辜负首都北京的嘱托，他们唯有更加努力，更加坚定!

　　略微紧张的气氛从飞机落地武汉之后就开始了。1月27日晚11点多，由12家北京市属医院的136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北京医疗队抵达武汉。“整个机场很空，看着只有我们医疗队的人。”邢正涛回忆，驰援紧急，包括对口支援武汉市协和医院西院在内的很多信息都是“到了之后才知道”。

　　一切都在加速，几乎一天多的时间，协和西院的12层就开辟出了一个隔离病区，紧接着宣武医院的12名医务人员开始工作。

　　“我第一天接诊，下班一称，掉了两公斤。”宣武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全瑞是此次该院赴武汉医疗队中年龄最大的，55岁的他收到驰援通知时正在发热门诊一线，“我们没有理由退缩，这是一个医生的职责”。

　　出入隔离病区10余天，不少医务人员都坦言“工作强度大”。随着新病区的开辟，有的医务组在几天内经历了三次更换病区，不停接收新患者，“大夫数量没变，但每天病房在增加，病人在增加，秩序有些混乱，尤其是指挥系统的协调管理问题”。

　　宣武医院急诊科护士王长亮最开始护理的病区负责接收疑似病例，“实际上大部分是确诊患者”，相比于之前在急诊科“走路带风”“救人性命”的工作节奏，在隔离病区的工作更需要“小心谨慎”。

　　“走路要轻，把脚微微抬起，走得快了会把病毒带起来，把浮尘吹起来。像平时正常走路也会把鞋套磨破，因为咱们的隔离病房是改造过的，不小心被桌子或凳子蹭一下，防护服就有可能刮破。”王长亮用“薄薄一层”描述这个几小时防护医务人员的装备，以他180cm的身高与200斤左右的重量，他不敢蹲也不敢转动脖子，“蹲下就要开档，转脖子就可能导致面部防护移位”。

　　比保证动作轻、动作幅度小更难的，是医务人员要在此基础上“高速运转”。

　　刚进入病区工作几天，几位同组护士出现心慌测心率，邢正涛也跟着一起测，“心率基本都是每分钟100多次，就像跑完步那种，正常我是70多次”，邢正涛说，虽然穿着防护装备要求动作轻，但活动依旧密集，“防护服捂得很不舒服，一开始不习惯”。

　　“别说他们年轻的了，我第一次接诊出一身汗。原来值完夜班没事，现在不行，得恢复。”从医30年，李全瑞仍和队伍里30多岁的同事一样上夜班，“前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夜里1点，后夜班从夜里1点上到早上9点，3名医生来回倒。”

　　疫情凶猛，这位大夫在临下班的夜里1点还收治进新病人。2月6号他当班的8小时里共收治了5位患者，下班时又收治两位。“疫情来了，冲锋在前，我们感染科就是干这个的”，17年前抗击非典时，李全瑞就是第一批进入隔离病区的医务人员，“现在也有当时的精气神，但体力跟不上，你想做的事做不了了”。

防护就像防守，守得住才能进攻

　　宣武医院的不少医生都抗击过非典，本次该院赴武汉的队员中有一半参与过抗击非典。

　　防护意识是17年前非典一线记忆里最牢固的经验之一，也形成了不少定点医院医生的职业习惯并一直延续。不少本次驰援武汉的宣武医院医生与护士告诉记者，在防护、消毒隔离与对疾病认识等方面，武汉当地的医务人员相对薄弱。

　　“最早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都不够清楚，国家也没有发布相关的诊疗方案，后来陆续发布几个版本，但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认识得那么透彻，防控起来困难一些。”李全瑞说，防控传染病没有好的办法，只有集中隔离，方舱医院的建立能起到作用，而对于医务人员来说，最主要的就是首先做好自己的防护工作，“另外病区空间拥挤、杂乱，也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”。

　　王长亮和邢正涛常提醒同组护士注意防护细节，比如离开隔离病房要关门，要保证一个手相对干净，一个手相对被污染。

　　“有的护士干活很麻利，很往前冲，因为她们是外科系统为主的护士，走路真带风，从我面前‘唰’的一下就过去了。”在王长亮眼里，这些年轻护士就像自己医院里入职两三年的同事，有一定经验但对自己的保护不够，“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都会这样，一切以完成工作为主，但一些工作习惯需要长期培训与养成，比如无菌观念、消毒隔离等”。

　　“病毒是无孔不入的，我55岁了，更属于易感人群。”李全瑞会在下班时给一线医务人员培训防控、传染病疾病诊治等方面内容。在他看来，新冠肺炎疫情与非典疫情相比，波及面更广，传播速度快，传播途径多，“已经确定的是呼吸道传播、气溶胶传播和密切接触，不确定的有消化道传播、母婴垂直传播等”。

　　面对这样的疫情，用王长亮的话来说，“没有人有抵抗力”，防护是保障一线人员的最重要防线。

　　和不少接诊、护理病人的医务人员一样，在协和西院多个隔离病区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为了不浪费防护服，常常不吃不喝几小时，“进到隔离病区就不出来，出来必须防护解除，出来就是下班”。

　　“算上在路上的时间，我基本上保持10小时不吃不喝”，李全瑞说，脱一次防护服就得换一套，“很麻烦，更是浪费，物资本来就紧缺，口罩也是，一旦暴露就得换新的”。

　　每件装备都需要珍惜，每段上班时间也严格把控。对医务们来说，交接的时间点意味着穿好一切防护装备出现在隔离病房内。这需要他们提前半小时，依次戴上防护帽、N95口罩，穿防护服，戴第一层手套，穿鞋套，戴护目镜，再加戴一层外科口罩，再穿上一层隔离衣，再戴第二层手套。

　　相比于穿上时的“注意严密”，脱下这些层层覆盖的装备更要小心。“因为装备外面都被污染，都接触过病毒”，邢正涛说，脱防护服的流程与穿的时候基本相反。

　　“目前我们医务人员的防护还是可以的，就是不能不在意，就像篮球、足球比赛，最终赢的可能不是进攻的一方，而是看防守有多好，能守得住才能进攻。如果一个职业医护倒下，损失会很大。”王长亮说。

人的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

　　从北京急诊科转战武汉一线隔离病区，邢正涛的不少家人在最开始“有些紧张”，“但实际上大家现在都比较平静”。在到达后的第4天，邢正涛还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的话：不是生化危机，我们都很平静，病人也是，医护也是。

　　确诊和疑似病例的数据依旧每天更新，与邢正涛同为护士的妻子也在北京抗击疫情的一线，他们的通话内容仍和平常一样，“沟通今天收了几个患者”，“我们一般不受数据的影响，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”。

　　从“着急救命”到“把护理工作做细”，邢正涛和王长亮都经历了工作内容的变化，这其中，对病人关怀占据了很大一部分，焦虑是这些确诊患者普遍的情绪。

　　李全瑞回忆，一开始患者恐惧、焦虑的情绪比较多，“总会问什么时候能好，总说喘不上来气，我们都理解，无论是身体病痛还是心理压力，患者来到封闭的病房，也见不着家属。”一位重症就因为担心和焦虑，每5分钟就测一次自己的血氧饱和度，而该指标每天至少测量3次即可。

　　“穿上防护装备，有时患者看不见我们的口型与微笑，我就给他比划一个大拇指。”王长亮说，有时敲一下门、说一句“您好”、送一杯水都是一种尊重与鼓励，与病患交流的关键在于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嫌弃他，不能让他觉得被抛弃了。

　　手势、眼神，言语成为特殊环境下传递鼓励、增加信心的方式。邢正涛这段时间最常说的就是“熬过这段时间咱们就好，加油”，遇到年纪大听力不好的患者，他得靠喊，“喊他们一定戴好氧气面罩”“再比划出拳头的手势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在隔离病区。在李全瑞所在的病区，收治的重症及危重患者本身血氧饱和度偏低，只要离开氧气面罩或无创呼吸机几分钟，就会呼吸困难甚至“撑不过去”。王长亮第一天上班“一个晚上就没了两个”，王长亮说，病毒会将一些患者原有的基础疾病无限放大，“身体是整个系统，肺部出现感染会带动破坏心、肾等其他身体机能”。

　　“触动比较多，真的生命宝贵，尤其是重症患者，也有惋惜，我们认识到这个病是这样迅速，但怎么说，人的生命力还是很坚强的。”李全瑞记得一位78岁的患者，被120送来时已经危重，“插管来的，我们都认为快不行了，后来氧气面罩和无创呼吸机交替用，一直坚持，第二天问情况还可以”。

　　李全瑞说，目前他所在病区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情绪“大部分都比较稳定”。

　　“隔离病区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压抑。”邢正涛说，医务人员尽力挽救生命，也会偶尔聊天，只是防护十分小心，“武汉本地的护士会聊武汉有哪些美食，那次正好是饭点，大家也很饿，就聊，我们就说你们有热干面我们有北京炸酱面，也呼应。”

　　也正是这次临下班前的偶尔聊天，邢正涛和同组医务约好，等疫情过去了一定吃武汉美食，“大家还约定，下次再来武汉，在没有疫情的时候，要把好吃的找到，都吃了”。